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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经济危机

    2009年3月27日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与中共中央党校共同举办了一场题为“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经济危机”的研讨会。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和德国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中心——亚洲研究所（汉堡）的学者作为报告人应邀出席了此次会议。此外出席会议的还有党校的教授以及其他机构的学者和代表。

    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北京协调和信息中心项目主任贝乌拉女士在开幕词中说到，这次的金融危机对中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不仅是经济方面，而且可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对于德国来说也是如此。因此，本次研讨会将经济与社会作为重点议题。中共中央党校办公厅副主 任张忠军 教授在致词指出，这次经济危机具有全球性的特点，并阐述了这个议题的现实意义以及建立思想交流平台的重要性。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王君超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变与政策选择”。王教授首先阐述了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的发展模式与成功因素，接着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既与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关，也与本身的发展模式有关。因此在当前形势下一些劣势凸显出来，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和忽视国内市场所产生的劣势。即使与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仍然不足，消费水平较低。王教授指出，公共产品短缺、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一系列因素严重影响了个人消费热情。因此，中国40% 左右的高储蓄率主要是个人和家庭为了应对生活中的变故所做的保障。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全球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逐渐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范围内需求的下降使社会成本不断增加，中国的转型面临着重要挑战。因此中国政府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进行结构调整，并制定了多个重点，如基础设施建设，科研投入和扩大社会事业的支出等等。王教授还指出，中国将坚持并加强改革进程，通过有针对性的扶持中小企业来强化市场经济的作用。另外，中国在国际组织的改革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这次危机中正体现了这种必要性。

    来自德国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中心——亚洲研究所的马歌德博士作了题为“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和德国——经济政策的策略与结构问题”的报告。重点阐述了经济危机的后果，克服危机的策略以及两国的经济前景。中国和德国的全球定位使得两国经济都受到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这场始于美国的金融市场危机，已经发展成为一场金融业系统性危机，尤其是那些高度一体化的国家受创严重。中国的银行业只面向国内市场，并且遵循严格的管理制度，因此在结构化金融产品领域并不活跃。相比较而言，德国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并且金融业与此紧密相连。两国都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同时发生的全球性经济衰退使中国和德国的出口受到重创。中国产生了大量的失业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德国由于实行了短时工计划目前还没有发生严重的失业情况，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失业率可能会不断上升。

    由于中国和德国都受到这次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因此都采取了促进投资和消费等措施以支持和刺激经济发展。在经济刺激计划中将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工作重点。此外，为了稳定愈来愈严峻的就业形势两国在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也采取了相关措施。这些刺激性措施会导致政府债务增加。正如马歌德博士所说，中国的外汇储备极其丰富，加上2007年还有少量预算盈余，因此在财政政策方面余地很大。德国的债务情况和财政赤字使其行动空间比较狭小。根据目前的情况来预测两国今后的经济发展还十分困难，因为这要取决于全球经济总的发展态势以及经济政策所取得的成果，而不是取决于国内市场的原始条件。但是两国都必须进行结构调整。

     在随后的讨论中舒君德博士指出，即使经济保持高增长，适当增加新的工作岗位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中共中央党校的青连斌教授也阐述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结构劣势。针对舒君德博士提到的德国国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缺少民主化的讨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刘立群教授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中国的发展并没有遵循西方的道路，而是走出了一条特有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化道路。

    青连斌教授则针对建立覆盖面广、统一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问题做了报告。建立这样一个养老保险制度的前提条件在于：保险费费率不能超出农民工的支付能力；所有的雇员及其雇主都有义务参加保险，以便将所有劳动关系不稳定的就业者也纳入保险范畴之内；使农村养老保险与城镇养老保险相衔接，以完成转接；将缴纳的养老保险费计入个人帐户，实现养老金的跨地区转移。

    舒君德博士在《寻求保障——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中国的榜样吗？》这一报告中阐述了，现代经济制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福利制度包括在内。社会福利制度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减弱社会风险，从而减少社会冲突，有利于社会和政治稳定。最近十年中欧洲的社会福利“模式”饱受批评，因为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无法跟上经济变化，制约了经济发展。但是在国际经济危机中这种“模式”又重新获得了吸引力。由于面临社会不稳定的威胁，社会保障就显得更加重要。在这方面，欧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社会福利国家联盟”。舒君德博士认为，中国的福利模式主要特点在于：各种社会保险的覆盖率较低；存在城乡二元制；面向存在劳动关系的群体；穷人缺乏保障以及只能在当地缴纳保险金。

    欧洲发达国家与中国一样面临着一系列同样或相似的挑战：社会老龄化、非正规就业增加、自由调整生产变得更加重要、人员流动范围扩大以及职业生涯的非连续性。欧洲的一项比较研究表明，北欧注重劳动与保障的福利国家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这项成功的方案被称为弹性保障制度。在这种模式中灵活性与保障性共存。企业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迅速重新配置劳动力，国家 提供高水平的社会失业保障。同时通过对劳动力进行培训保障和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增加就业机会。他们积极推行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主要目的是尽快地帮助那些失业者。

    舒君德博士认为，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或社会保险领域的各种积极表现表明，中国已经认识到改革并进一步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但是实施起来却并不容易而且争议不断。世界上似乎并不存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固定模式，欧洲的福利国家模式比较具有吸引力。但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问题不论在欧洲还是中国都没有得到解决。在此国际经济危机的时期，社会福利国家的模式以其多种因素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

    在随后的讨论中马歌德博士指出，城镇居民比农民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公共资源。而社会公正的标准之一就是所有公民享受公共产品的机会应该均等。 王君超教授说，在这方面的确存在差异，因此有针对性地资助特定群体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