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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全球化和福利国家的讨论不只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在中国和德国也很具有现实意义，虽然双方的立场不同。对于中国来说要扩大社会福利制度的覆盖面，但对于德国等老牌福利国家来说则面临着界定国家社会福利限度的问题。

    2010年3月19日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与中共中央党校在北京共同举办了题为“全球化与社会福利——中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发展”的研讨会。来自德国和中央党校的专家学者为大会作了报告。

    班贝格大学的埃尔玛·里格尔教授(Elmar Rieger)首先在“全球化与福利国家——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报告中谈到了社会政策与世界经济市场一体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里格尔教授认为， 虽然这种关系只是福利国家发展与建立的因素之一，但是缺乏这种认识正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全球化失败的原因之一。

    世界经济一体化会产生一种适应性压力，特别是在在劳动力市场上，而且它需要经济和社会具有较高的适应能力。里格尔教授以德意志帝国为例阐述了两种对于建立国家劳动力市场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制度改革：从籍贯原则到工作地原则的转换，使人们可以在现居住地或工作地获得社会保障，从而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同时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所有企业都要共同遵守这些制度规定。以此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结合起来。为了均衡世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必要调整以及相关风险，劳动者可以获得收入补偿（即可以享受的保险金）并且从财产权方面确保劳动者可以享受社会福利。

   里格尔教授认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化结束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倒退的原因在于缺乏社会政策以及政策调控错误。这导致社会保障萎缩并使发达工业国家纷纷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而二战后福利国家制度的扩大又为贸易自由主义开辟了发展空间。里格尔教授强调，从历史的角度可以看出，全球化并不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因此，必须要承认全球化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

    中共中央党校曹立教授的报告主题为“市场还是政府？改革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促进了效率的提高，但不利于公平。而且市场也需要社会政策的辅助，这也是社会政策的意义所在。政府对于维护公平有利，但会有损效率。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脱节也会产生不良后果。

    对中国来说没有一种能够直接拿来用的社会保障模式。 曹 教授强调，在特殊的国情下要确保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而且评断中国社会政策时，不应该无视这一基本出发点。人口结构老龄化、加快推进城镇化以及就业方式多样化使中国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到2020年要建立起一个全面覆盖的以缴费型社会保险为核心制度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一个考虑到地区差别、低水平、多层次、全覆盖的体系。

            柳建辉教授宣布研讨会开始

            李蕾教授参与讨论

    随后，针对“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最新改革设想与前景展望 ”这一主题 李蕾教授做了报告。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是让全体人民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因此，为了克服当前社会保障制度中存在的缺陷，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随着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改革的进行，目前已有3000多万农民参保，超过1000万农民领取了基本养老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以建立全面覆盖城乡居民的体系为目标。《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续接暂行办法》的出台使农民工也能够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这样，当农民工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就业时，可以把大部分的养老金转移到新的工作地点。全国1.5亿的农民工都将从这个《办法》中受益。但是问题在于，虽然农民工基本都在工业或者第三产业领域工作，但仍然属于农民户口。 使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全面覆盖所有城乡居民是当前的目标。在继续推进医疗管理体制改革时，重点改革公立医院，确保将来能够为全体居民提供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在药品改革方面推行基本药物制度，同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降低成本。为了实现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领域的可持续性，必须在调整各方利益的同时进行创新。以期到2020年前能够实现建立一个人人享有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 李蕾教授认为，这一目标很有可能提前实现。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改革的社会必要性的认识使这项工作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德国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中心—亚洲研究所舒君德博士在题为“ 国际经济危机，不均衡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的报告中谈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反，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没有扩展而是缩小了福利制度，并实行了一系列以廉价劳动力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而所采取的社会政策使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一份针对中共中央党校领导的问卷调查表明，大多数人认为社会不均衡将会加剧，特别是在收入不均衡、腐败、地区发展不平衡、物价上涨以及社会大环境方面。

    城乡差距，甚至是城市内部与农村内部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因为不同人群被纳入了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例如，为正规领域的就业人员提供更好的保障，或者在农村地区实行最低保障等等。近几年在社会政策方面实施新举措的时候才开始应对这个问题：为 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家庭提供 社会救助，将农民工纳入到基本社会保险制度中，为农民提供农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是还远没达到覆盖全体居民的程度。与此同时，中国社会老龄化又对劳动力发展产生了影响。 舒君德博士认为，必须要继续推进改革，以保证社会稳定。比如，为贫穷的群体提供更多的社会转移支付，给予农民工和其他非正规就业人员平等的地位和权力，通过为城乡提供同等的教育和医疗卫生资源缩小城乡差距等等。同时鉴于社会老龄化的发展也不能忽视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

    在本次研讨会的两次讨论环节中，与会人员重点就政府、市场以及社会政策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了讨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减少贫困的作用，但同时也导致社会严重分化。低水平的社会福利在国际区位竞争当中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竞争优势，但是，发生国际经济危机时这种看法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 李蕾教授也指出，目前正在大力扩建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扩大内需。中国政府在这次经济危机中采取的政策与1929年经济危机大不相同。

    里格尔教授指出，社会福利在西方国家起着确保人民大众追随政府和确保市场经济合理性的作用。西方国家民主中的政党竞争将促成社会保障的增加，因为这是达到争取选民之目的的手段，所以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总是趋向不断增加。

    讨论环节中涉及最多的是社会严重不均衡等社会问题。这也证明，有些问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失灵和结构缺陷导致的。 李蕾教授认为户口制度不利于促进社会均衡。 郭大为教授希望能够更合理地利用公共资源以达到再分配的效果。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杜相乾先生认为，分析考察中国社会保障现状的时候还要考虑其他因素，特别是家庭作为社会保障的机构起到的作用。但是舒君德博士强调，人口的变化以及计划生育政策使人们有理由担心，今后家庭在这方面起到的传统作用十分有限。

    此外，大家屡次提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问题。 曹立教授认为，这是指考虑中国国情、现实道路以及历史因素而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例如，中国人口众多，现代化进程层次不同以及地区发展不同步等等，具体地说，8亿左右的农民还没有享受到现代经济发展的成果。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的柳建辉教授在总结发言中强调，本次研讨会探讨了很多细节问题，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中央党校的任务不仅是对现实情况进行分析而且要指出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