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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民主与福利国家

    2010年3月23日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与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共同邀请德国班贝格大学埃尔玛·里格尔教授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一场题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全球化、民主与福利国家”的报告会。

    里格尔教授在一开场时即指出，在全球化过程中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要高于国民生产总值，这样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早在19世纪下半叶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期间就产生过世界经济一体化。里格尔教授强调，研究这一过程可以为今天提供借鉴 。在这个全球一体化的世界中，个别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危机会呈瀑布状扩散，参与全球化的国家都不能幸免于难。同时，随着市场经济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旧的结构分崩离析，同时产生了新型的不均衡。由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并不在于使所有人都具有足够的、可以负担自己的生活的购买力，因此，社会政策在市场经济中起着补充作用。通过将 用以满足需求的次级体制制度化并使用社会转移支付来克服伴随着市场经济而产生的消极后果，以便限制不均衡并确保人民信任并追随政府。但是对企业来说，社会政策的实施使其增加了在国际区位竞争中的成本。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和赋税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同时企业认为，社会政策在人力资源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一些规定限制了企业的灵活性。此外，收入补偿这种形式的社会权利会导致员工消极怠工。但是，回顾以往可以肯定，社会政策一直起着“生产力加速器”（马克思·韦伯）的作用并推动企业优胜劣汰，同时也促进了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增加了职工就业的灵活性。里格尔教授认为，福利制度是一国经济融入世界市场的前提，起着社会整合的作用，保障每个人社会方面的权利，促使人们接受市场经济，使市场经济的政治基础更加稳定。另外，社会政策的保护可以更好地抵御外生冲击。因此，社会政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需要的制度保障的一部分。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经济一体化倒退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包括越来越高的保护关税—代替社会政策的结果。通过将国家利益和世界经济脱钩来实现社会稳定，但这最终导致本国市场闭锁，同时也避免了进口竞争。回过头来看，民主化、议会制以及市场经济与民主、社会政策的并存是对抗追求社会主义的有效手段。而职工占多数的“穷人统治”的民主制度（亚里士多德）会在政党间竞争的作用下促使社会政策独立存在以及社会保障规模的扩大化。所以，民主制度中还存在着保持市场经济有效运转的问题。全球化要求市场经济优先于民族国家，会一再对各国施加压力，并迫使进行调整。但同时，民主制度下的国家也要维护主权并保护社会保障制度。反全球化运动兴起并以保护社会政策自居就说明这个问题。但里格尔教授强调，根本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或者世界市场一体化，而恰恰在于缺少福利制度的辅助。从这方面来说，失去全球化的危险总是存在。

    在接下来的讨论环节中，听众就当前情况下中国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提问。里格尔教授认为，扩展社会保障制度是必需的。但一位听众提出，这又会造成企业的负担，威胁他们在竞争中的地位。总的来说，资本流动以及将由此产生的压力会使社会政策保有一条界限。

    一些国家在经济困境中迅速打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牌。里格尔教授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回避结构本质问题的过于简单的选择。全球化会带来新的社会风险以及对不可预见事件和过程的依赖，这会对每个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政府受到的要采取措施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对贸易保护主义和社会政策之间类似功能的解释，美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不存在福利国家结构，美国的生产力压力要小于欧洲国家，这对其国际竞争能力产生了不利影响。竞争劣势使得对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有听众提出，美国在过去几年中发展要比欧盟国家快得多，增长得多。里格尔教授反驳道，虽然短期内能够产生实际效果，但从长期的历史趋势来看，最终结果仍不明朗。毫无疑问，美国社会对市场经济和随之产生的社会差距的宽容度要高于西欧国家。而且新兴发展中国家通常也是通过贸易壁垒获得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同。同样，为了避免社会过度阶级化，一些国家会容受原教旨主义运动的主流化，但这却是一种主观臆断的、未必正确的解决方法。但在全球化进程当中，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将会对市场经济和社会产生威胁。